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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资格纠纷在司法实务中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类案件，但在我国因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公司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存在大量股东资格认定难题，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标准的不同导致认定结果的冲突。

　　一、从一则案例说开

　　原告A曾申请要求清算被告B公司，被告公司认为原告不是该公司股东而拒绝了原告的申请，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的股东资格。原告诉称其已足额出资，并有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其股东身份，而被告公司认为原告已出具申明，载明其已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公司的另一股东，一切事情由该股东全权处理。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是股权转让申明还是工商登记材料，或者其它如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公司内部材料？这也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处理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中，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来规范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二、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五个要素

　　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指各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也需要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因公司的有效成立需经过股东签订协议、出资、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在此过程中会有以下法律文件对股东身份、持股比例予以明确：

　　（一）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对公司以及其成员具有约束力。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经过登记的章程更是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效力，对内是确定股东资格及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的效力，是相对人判断公司股东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公司章程也应对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进行修改。

　　（二）股东名册。顾名思义，股东名册即是记载股东事项的资料文件，我国《公司法》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名册是一种内部登记行为，具有证权性和宣示性，一般情况下股东名册上载明的股东应推定为公司的股东，但因为股东名册不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未登记在册的实际股东并不必然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他如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亦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参考证据。

　　（三）出资证明。股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股东，主要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股东的出资是股权形成的实质要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包含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等内容。在此要明确两点：一是同股东名册的性质类似，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不意味着股东没有实际出资；二是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换句话说，出资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备要素和唯一证据，如显名股东的性质认定上。

　　（四）工商登记。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宣示股东的具体情况，而非创设股权的必要程序，所以工商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体现在外部关系中，在处理与第三人股东资格纠纷时，是保护善意第三人最重要的形式条件。

　　（五）股权转让协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就股权归属所作出的约定，合法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公司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的记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行为则是公司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是否具有出资证明、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记载不是新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

　　三、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综合分析

　　从以上五个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股东资格认定并不是简单地以某个要素为标准。事实上，股东资格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已经从过去只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的原则过渡到现今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从形式上的审查到实质上的认定，结合具体案件情况作出综合判断。

　　（一）涉及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应当着重审查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下，股东名册具有股东资格推定的效力。实质上的权利人或者股权受让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完成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公司依法对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履行了通告、公告等必须履行的义务后，即可免除责任。既然股东名册具有推定效力，那么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如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故意不履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隐名股东实际履行了出资且股东身份得到了公司的认可或享受了参加股东大会、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分得红利等股东权利。

　　（二）涉及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一般应审查出资证明、股东会决议等股东实际投资及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相关事实。尽管出资或者出资证明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证据，但股东存在出资瑕疵时，并不当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即做出了补足出资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补救形式。对股东资格的认定，除了审查出资，还要审查股东会决议等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股权比例等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根据股东实际行使的股东权利来推定股东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涉及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则从维护社会交易稳定和公平的精神出发，以权利外观主义为原则，主要审查工商登记文件，即使登记内容出现瑕疵，善意第三人亦可基于登记的外观主义及公示效力获得信赖保护，要求工商登记的股东按照登记内容对外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这起交通事故自行车应负全部责任

《这起事故应该如何认定》一文中，作者魏琦提出“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负事故同等责任；自行车方借道通行时未让所借道路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负事故同等责任；电动自行车方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机动车方遇此情况应减速让行，故电动自行车方无责任”。笔者认为：自行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简要案情：一天上午9时，甲方持有效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12米宽的沥青路面上由南向北与由东向西过公路的自行车(乙方)发生相撞后又与对面绕越临时停车的电动自行车(丙方)相撞，致乙方和丙方受伤，车辆受损。
事故调查事实：1、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两条机动车道，划分有非机动车道。2、临时停车符合停车规定。3、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4、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5、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时在由北向南机动车道内。6、电动自行车绕道通行时占用机动车道。[1]

首先，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过错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这个责任原则强调两点：（1）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2）过错的严重程度。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确认各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各方车辆的法定权利义务与违法情况

1、自行车
自行车的通行权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该路段划分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自行车在该路段行驶时，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的合法通行路面。
自行车的通行义务：
（1）发生事故的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九条）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规定，由于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有中心虚线，所以，该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该路上的摩托车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行车未让摩托车先行，违反了该规定。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的规定，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确认安全”是自行车的义务。很明显，自行车违反了该规定。
2、摩托车
摩托车的通行权利
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的规定。
摩托车的通行义务
（1）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摩托车有与同方向行驶的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义务。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的规定，摩托车有“确保安全超车”的义务。
（3）当同车道的前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的规定办理后，摩托车有安全绕行故障车的义务。

从以上分析，摩托车在法定的路面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依法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因为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所以，摩托车无责任。

事故成因

摩托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至路口时，由于自行车突然横穿，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为了避免与自行车相撞，摩托车采取向左打方向躲避，与自行车相撞后，又进入对方车道，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本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自行车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

关于摩托车无牌的问题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规定，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摩托车没有牌照，并不会侵犯自行车的通行权，也不会妨碍自行车履行应尽的法律（安全）义务，如果摩托车有牌照，该事故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摩托车没有牌照与本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魏琦观点的错误

因为“事故调查事实”部分中没有证据证明摩托车有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所以，以“摩托车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为理由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原则。因此，这个观点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执法犯法。
“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应该指的是摩托车在采取措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时，向左打方向与对面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的情况。在遇到前方自行车自右向左横穿道路时，突然间无谓地增加了摩托车的避险义务，摩托车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出于本能向左打方向，这就是本事故的因果关系。
作者魏琦的观点，牵强地认定摩托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是想套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这是交通事故认定理念的错误。负同等责任的观点，是以生命权压路权，实际上是在向《道路交通安全法》挑战，向客观的道路交通规律挑战，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一般来说，法律是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是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的文明。与此同时，人们常处于高速、高能等高危环境，这就需要人们更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约束自己，不能以为是人就可为所欲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则，不遵守法律，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划分路权就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道路通畅，避免人车相撞，是保护生命权的具体体现。而作者魏琦的观点，实质上是否认法律规定的路权原则，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使道路交通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可怕的是，这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思想还大有市场。


20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