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2002年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９０号）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的决定》已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经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物价、技术监督、商检、卫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查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第三条 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成立消费者协会。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基层单位可以根据需要成立消费者协会分会。消费者协会依法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指导消费的职能：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能力；
（二）开展消费知识教育，组织有关单位宣传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商品使用技能，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
（三）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意向调查，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性能调查，客观公正地公布结果，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指导消费；
（四）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对投诉事项涉及的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可以提请法定鉴定机构作出鉴定，必要时，提请有关部门和单位作出处理；
（五）对消费者投诉进行综合分析，将投诉反映的商品或者服务问题，及时通报有关经营单位或者部门；
（六）参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七）对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必要时可进行查询，被查询者应当予以答复；
（八）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批评、揭露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和违法经营者；
（九）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依法提起诉讼。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证其正常履行法定的职能。
第四条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加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舆论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五条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有权向经营者索取购货发票或者服务单据、售后服务凭据等凭证。所购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质量问题，消费者可持前款所列凭证要求经营者予以修理、更换、退货或者承担其他责任。
第六条 经营者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销售一百元以上商品或者提供三十元以上服务的，应当主动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低于上述规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不论金额多少，经营者必须出具；
（二）经营需要开封、调试的商品，应当当场为消费者开封、调试；
（三）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试销品”等商品的，应当向消费者公开声明，并保证其具有相应的使用价值，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四）从事修理、加工、美容、娱乐、保健、医疗等服务项目的，应当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标明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保证服务质量；
（五）遵守公平、自愿原则，不得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行销售、强行服务或者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公平条件。
第七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及其他责任，不得拖延或者拒绝：
（一）法律、法规、规章已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法律、法规、规章未作出规定，但与消费者达成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法律、法规、规章未作出规定，也未与消费者达成约定，但以广告宣传、产品说明、店堂告示、服务公约、信誉卡等形式，单方面向消费者作出承诺的，从其承诺；
（四）法律、法规、规章已作出规定，但以广告宣传、产品说明、店堂告示、服务公约、信誉卡等形式，单方面向消费者作出优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承诺的，从其承诺；
（五）法律、法规、规章未作出规定，未与消费者达成约定，也未单方面向消费者作出承诺的，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向消费者以优惠、有奖、降价等形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不免除应承担的包修、包换、包退及其他责任。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八条 经营者与消费者因商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发生争议的，可以由争议双方约定或者由案件受理单位指定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鉴定费先由提出鉴定的一方预付，鉴定后由责任方承担。
对于难以鉴定的，经营者应当提供消费者本人过错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是消费者本人的过错，应当承担责任。
第九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可以向经营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诉，可以根据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欺诈行为之一的应当赔偿消费者所受的损失；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的，应予增加，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一）故意掩饰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的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的；
（二）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销售过期、失效、变质、受污染商品的；
（三）销售商品数量不足的；
（四）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或者以不合格服务冒充合格服务的；
（五）销售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商品的；
（六）采取虚假的清仓价、换季价、拆迁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等欺骗性价格表示的；
（七）以虚假的说明、标准、样品、演示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八）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九）伪造商品的产地，或者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店名、厂址、店址的；
（十）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十一）销售的商品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商品检验、检疫结果的；
（十二）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的；
（十三）故意不标明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或者不以真实名称和标记从事经营的；
（十四）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
（十五）销售已经使用过的商品不予声明，或者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试销品”等商品而不标明的；
（十六）对修理的商品夸大故障、故意损坏、偷换原配件或者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配件的；
（十七）有其他欺诈行为的。
第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要求的，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货、退款，并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发现商品或者服务有质量缺陷，应当提出退货、退款的；
（二）依法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法定检验机构认定商品或者服务不合格的；
（三）采取本办法第十条所列欺诈行为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四）商品在国家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或者经营者单方面承诺的包修期内发生质量问题，拒绝修理或者根本不具备修理能力的；
（五）国家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或者经营者单方面承诺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在包修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为消费者退货、退款的其他情形。经营者为消费者退货退款，一律按商品或者服务的原售价或者原收费额执行；对已使用过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扣除折旧费。
第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发生质量问题，应当承担消费者为解决修理、更换、退货及其他责任问题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十三条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约定期限，并按照约定的期限保质、保量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未约定期限的，应当在收到预收款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未按约定期限或者超过一个月未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承担消费者预付款的利息和必须支付的费用。
第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以下简称受害者）人身伤害、残疾、死亡的，应当按照下列项目及标准支付费用：
（一）医疗费，按照受害者接受治疗所需的费用计算；
（二）治疗期间护理费，按照受害者雇用当地一名护理人员所需费用计算；
（三）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按照受害者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计算；减少的实际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统计部门提供的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四）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按照残疾者所需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五）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受害者伤残等级，按照当地年平均生活费的十倍至二十倍计算；
（六）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者伤残等级，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至十倍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当地殡葬单位基本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
（八）死亡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计算；
（九）残疾者和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费，以当地年平均生活费为标准，对不满十八周岁的，按扶养到满十八周岁计算；对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法律、法规对前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照前款规定支付的费用原则上应当一次性补偿。一次性补偿难以计算的，按年度支付。
第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给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不标明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的，责令改正，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因为质量问题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四）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退还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并处以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应当实行先赔偿后处罚的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执行罚款时，一律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全部缴同级财政。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消费者协会收到消费者投诉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调查、调解。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收到消费者申诉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收到消费者协会转交处理的消费者投诉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逾期未作出处理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消费者协会、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公布处理结果。
第二十一条 对消费者协会提出的查询，被查询者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拒不答复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被查询者的上级机关报告，也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公开批评、揭露。
第二十二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同时废止。
试论宪法修订案中首次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
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傅欣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 特殊群体 人权
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
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
但是本人却认为：
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
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其效果却反而是事半功倍。因此，突出特殊群体中的“人本原则”，给予特殊群体社会的认同与人格的尊重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2）平等原则。平等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处的同等地位和所享有的同样权利。平等观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法同时产生的，是法的固有属性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作了确认：“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又提出了权利平等原则，这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重于强调反特权、反歧视，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权利平等要求全体公民都应享有某些基本的、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即权利平等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因此对特殊群体的权利进行保护首先要确立平等的原则。（3）特殊保护原则。人权保护理论兼有积极性和消极性双重属性，由于人权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对一些特殊地位的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保护。特殊群体作为权利易受侵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对其保护应采取特殊保护的原则。包括：①禁止歧视原则。此原则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对特殊群体权利所采取的保护，其内涵为禁止对特殊群体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如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工作权，残疾人与健康人有平等的名誉权，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②特殊保护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于情况需要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特殊群体能够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加速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民权运动的肯定性行动就反映了该原则。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更是反映了对特殊群体的特别关注。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中享有的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要求在进行社会化财富分配时，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要求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其目的在于想尽量将自然及社会环境对人所造成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大家在竞争的出发点上真正平等。另一位西方学者德沃金区分了两类平等概念，第一类是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要求平等地分配某些机会或义务。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受到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要求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强调人本身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某些机会或义务的平等分配。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是对立冲突的范畴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残疾人、智力迟钝者、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而言，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补偿他们可能遭受自由损失，也就是说，分配给他们足够的资源，使他们享受和平常人一样可能的自由。德沃金这一抽象的资源平等理论为特殊群体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保护。社会特殊群体或由于自然的原因无法拥有平等的资源，或由于社会的原因受到歧视而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资源，根据“把人们当作‘平等个体’来对待”的原则，特殊群体的潜在损失必须受到关心，政府应当补偿给他们没有拥有而本应拥有的那部分资源。上述罗尔斯、德沃金的机会均等论、资源平等论等无疑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平等理论，构成了特殊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其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4）区别对待原则。此原则要求对特殊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应针对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属性而有所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每个特殊群体都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殊属性，也正是因为该属性，该群体才会受到歧视，处于特殊，因此特殊保护的措施只能针对该特殊群体作出。比如，对下岗失业人员我们强调对其就业援助，对儿童我们强调其健康成长的权利，对残疾人强调其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等。（5）合理性原则。虽然体现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给特殊群体带来了福音，但是“肯定性行动”很快受到来自另一个方面——“反向歧视”的挑战，肯定性行动政策与“反向歧视”观点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补偿性措施是否合理，这种区别待遇是否合理。我们认为，尽管反映了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无所限制地采用积极措施确实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同时形成一些其他的诸如道德公害和欺诈等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发生，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与其自身境况相当，也就是说，差别待遇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因此，特殊保护应坚持合理性原则，要遵循一定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这样，其运用不仅不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反而由于缓解了社会冲突与矛盾，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更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
再次，不论法律规定的人权的内容的多寡，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对侵害特殊人群的行为进行规制，即便《宪法》中规定的人权再详细或在有开放性也是徒劳的。因为罗马法的谚语“无权利，无救济”早就从现实的方面证实：没有救济机制的权利就是不能实现的权利，因而就不是权利。所以本人认为，《宪法》不应只规定公民享有哪些权利、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犯哪些权利，还应规定公民的权利受侵害后如何救济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侵害别人的能力更加有限，故更易受到别人的侵害，更应加大对其的救济力度。
而针对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要建立起一整套稳定、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特殊群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于普通法律，更应通过宪法，使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实现与保障，使宪法真正成为“权利的宪法”。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功能和义务，应当是基本权利的固有内涵，是宪法规范的基本功能与宪法规范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 当然，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的内容，具体内容需要相关的部门法来规定，并不是说宪法可以代替部门法的功能；但同样也不能有了部门法就不需要宪法自身的保障了。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和内容，但由于我国部门法规范尚不健全，特别是不少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确认与保障，不少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并没有相应的部门法的保护。这就产生了基本权利虚置的问题。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十八项之多，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九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外九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字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人们享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权利，以及得到获取权利的机会之后，并不能保证人们已经摆脱了权利的失衡状态，因为社会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不然的话，现有的权利和机会仍然有可能随时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失去权利的过程和机会也需要公平和公正。尤其是维护权利的法律，更需要保障人人平等。
第三，增强特殊群体在法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其实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特殊群体“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贫困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有关特殊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特殊群体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赖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特殊群体问题是政府、特殊群体以及非特殊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特殊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
最后，完善特殊群体的权利救济机制。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因而，公民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获得权利救济。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那么一旦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没有相关的部门法来保障时，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实施，就不可能树立宪法的权威，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司法制度，探寻建立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赋予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以上，便是本人对今年修宪的一些看法，也许过于苛求法律完善的一步到位的程度，而忽视了法律发展所需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请老师谅解。
参考书目：
①《正义论》，罗尔斯 著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② 新浪新闻中心 2004年全国 “两会”新闻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