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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当防卫中侵害性、违法性、紧迫性的界定

李俊杰


　　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含义，由于立法过于简略，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造成了在正当防卫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为此，对何谓“不法侵害”，笔者拟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完善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
　　对不法侵害的含义，在新旧刑法中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从新旧刑法的有关条文看，在刑法的立法技术上涉及“不法侵害”一词时，可以看出并不只是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也包括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和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结合我国79年刑法以及新刑法的规定，众多的法律工作者都认为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行为实施的，而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如依照新旧刑法的规定，对盗窃、诈骗与抢夺罪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而对一般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尚未构成犯罪，但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不法侵害，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行为。但是是否对所有的不法侵害的行为都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也就是说，是否如理论界一致认为的，只要存在违法行为，且行为具有侵害性就可以防卫呢？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构成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其含义应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并且这四个特征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一）侵害性
　　从词的意义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的攻击性、并有可会造成损害的行为。
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之要素，“侵害”有其特定的含义。
　　首先，不法侵害必须是一种行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单位的行为。对个人与单位存在侵害可能的观点理论界没有争议。但有些学者提出动物侵害是否可以防卫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动物侵害问题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中有明确的规定，动物侵害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除对动物进行处理外，只能对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按过错责任来承担民事责任，因而不存在对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防卫问题；而只有在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指使动物进行侵害之时，才可以对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进行防卫，因为这时动物只是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实施侵害行为的工具，因而动物并不能成为防卫意义上的侵害主体。
　　其次，这种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亦即它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或者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危害的状态。这种破坏被法律所保护的合法利益或妨害权利行使的行为，在理论上有危险说与实际危害说两种见解。多数学者认为不限于实际危害，只须对权利的正常状态发生不利影响，因而有致实际危害发生的危险，也属于侵害。这种侵害包括目的行为与非目的行为、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责任行为与非责任行为、作为与不作为、自然人的行为与单位的行为、侵害者直接实施的行为与利用动物间接实施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纯正不作为对现状无显著改变，不能作为正当防卫的前提。但是通常认为只要具有不法侵害的行为，仍可主张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这种不法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发生实际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否则谈不让进行防卫的问题。
　　（二）违法性
　　“不法”是法律对侵害行为的性质所作的否定评价，它与“违法”是同义语。
　　侵害的违法性要素，就成为防卫行为的合法性前提。侵害行为被认定为不法，即意味着这种侵害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为法律所不允许。对这种违背法律的强制规定或禁止规定的行为，被害人或者其他公民没有容受的义务，所以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关于不法的性质，在理论界也向有客观不法说与主观不法说两种解释。客观不法说认为只须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违法性即可，主观不法说则认为尚须侵害者具有责任能力，即主客观都违法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争议的焦点在于可否对无责任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行为以及意外事件、不可抗力、防卫过当行为是否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有的学者依客观说的解释，认为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不能主张正当防卫，因为二者在客观上不具有违法性，所以不能对之实施防卫。但是，对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则可以防卫，因为防卫过当与避险过当都存在违法性，只不过防卫过当也是对方引起的，因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对此笔者表示同意。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防卫过当必须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而这时防卫的时机已过，已无防卫的可能。笔者认为即使结果已经发生，仍或有为制止结果扩大而防卫的必要和可能，因而还是存在防卫的前提。
　　按照主观不法说认为行为具有违法性外，尚须侵害者具有责任能力，即主客观都违法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理由是侵害者没有责任能力，连法律都不得追究其责任，防卫者个人的行为不得超过法律制裁权本身，所以对无行为能力人不得实施防卫。笔者认为正当防卫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其设立的宗旨就是为了即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和法律制裁权是二个从本质和内容都具有不同含义的概念，因此不能以不得超过法律制裁权本身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对法律不制裁的行为或事件，如无责任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是可以主张防卫权的。因为无责任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意外事件、不可抗力同样具有非法侵害的特征，只是对这种特定的防卫须如何加以必要的限定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侵害行为只要客观上可能或已经造成了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且这种行为并不是合法而发生的，就可以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而不管不法侵害人是否具有刑事和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在不法侵害发生时，防卫人不可能事先明确判断加害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因为只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和审判机关才有权对加害人的责任能力作出认定。法律没有规定无责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权力，只是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这一规定也说明无责任能力人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的行为。笔者认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实现其目的。因而，行为人不知对方是无责任能力之行为人时，可以对其实施正当防卫；即使在明知其为无责任能力之行为人时，为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同样，对于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只要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也可对其实行正当防卫；亲属之间发生的正当防卫也完全适用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一般规定。
　　（三）紧迫性
　　不法侵害行为的紧迫性，是正当防卫条件中量化的特征。就是说，这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即不法侵害行为一经实施，危害结果就随之可能发生。因而对侵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紧密相联的侵害行为，并不具有紧迫性，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这一特征排除了那些没有紧迫性的不法侵害成为正当防卫前提的可能性，从而使正当防卫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不法侵害，不但要正在进行，还要具有侵害紧迫性。侵害紧迫性包括迫切性、破坏性、现实存在性三层涵义。笔者认为，不法侵害是直接攻击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且这种侵害具有迫切性、现实存在性与直接的破坏性。如果不法侵害不具有迫切性、现实存在性与直接的破坏性，那么不法侵害与所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关系就不可能是紧密相联的，而是须经过一个过程，才可能产生危害结果，或者是不法侵害的行为已经结束后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而对这种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显然是不符合立法规定的，因为这种不法侵害可以用向司法机关寻求保护的方法达到。因此，犯罪行为虽然属于不法侵害，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在新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中，如用语言进行侮辱已经情节严重的行为、重婚行为等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因而，有必要将侵害的紧迫性列为正当防卫的一个限制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

故意杀人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作为形式构成，但不作为也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刑法理论上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法律之所以惩罚不作为犯罪，是因为不作为引起的犯罪，它的结果相当于作为的效果，刑法理论上称为等置性。也有学者称为等价性，即在否定的价值上是相同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人的这种肇事行为能否构成先行行为而产生积极的救助义务，从而其逃逸致人死亡的是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实践中时常发生一些交通肇事者肇事后不及时抢救受害人或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而逃逸，从而导致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的案件，针对这种情形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修订后的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规定，提高了法定刑幅度，为司法机关严惩这种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该规定所说的“致人死亡”是否包括了故意杀人的行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否可能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行为人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存在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定罪的可能性。

一、犯罪构成角度简单区分
1、不作为故意杀人之犯罪构成
从刑法理论上，所谓不作为犯罪则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犯罪，即负有特定法律义务（不仅仅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且能够履行该义务情况下没有履行该义务，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就是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侵害他人生命权利的犯罪。除了应当具备故意杀人罪的一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外，其构成还须具备以下特殊条件：第一，行为人负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行为人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核心，是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基础和前提，反映出了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确定主体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要件的条件，如行为人不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则其不实施行为的状态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可能承担其他责任，如受道德谴责。第二，行为人有履行义务的条件和能力，却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综合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行为人如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而没有积极的去实施的话，则说明其不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反映出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第三，行为人的不作为产生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不作为致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然这种侵害必须达到动用刑罚予以惩处的程度，也表明行为人的不作为必须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作为是导致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

2、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犯罪构成
作为结果加重犯，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符合以下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
（一）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不履行抢救受伤被害人义务，为逃避责任径行逃跑而导致受伤被害人死亡，对死亡结果行为人出于何种心态才能认定为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从而按照交通肇事罪的第三个罪档进行处罚？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由故意构成，不能由过失构成。 该观点认为肇事人将他人撞伤后，这一行为导致产生救助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因逃跑而不履行此义务便构成了刑法上的不作为，逃跑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使得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亡，肇事人对死亡结果持放任心态是肯定的，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不作为的故意犯罪。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 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如果该情节本身具有故意杀人性质，不定为严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为性质相对很轻的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显然不合理。
从主观上而言，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至少是有过失，但也不乏放任的心理态度，其主观状态是模糊的。实践中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对于大多数逃逸的情况，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赶快逃离，而根本没有考虑受害者的情况，在当时的紧张条件下，也没有分析受害者在逃逸后获救或者死亡的情况。一般而言，逃逸者对于被害人死亡心态主要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但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界定，需要综合案件的客观情况来进行分析。如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逃逸，一般的肇事者都能意识到自己逃逸的行为会使受害者可能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而如果是肇事者主观判断伤者并没有受到可以导致死亡的撞击，他就可能以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的心理状态逃逸。故行为人对于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结合个案，综合案发时的各种状况，如时间、地点、天气情况、当事人的身体素质等影响肇事者判断和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的各种因素来分析肇事者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客观方面
在客观方面，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具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其二是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第三则是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应当具备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即行为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对交通肇事的明知性，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现场。其次是被害人死亡的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此外，还需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概括为：首先，在时间顺序上，出现了交通肇事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 必须发生在前，即被害人死亡发生在行为人逃逸之后。如果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发生在行为人逃逸之前，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所致，行为人在被害人死亡之后逃逸，对行为人只能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第二个量刑档次。其次，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事实证明，即使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对被害人立即实施救助，也不能避免被害人的死亡，则不能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为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逃逸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只能是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所致。第三，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只能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所造成，而没有介入其他加害因素，如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包括轻伤和重伤），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在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直接被撞死， 在这种情形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进程因其它因素的介入而中断。

二、 交通肇事的先行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行的观点，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行为人具有作为的义务，而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大致有四种情况：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2、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本文只探讨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先行行为具有使损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和具体的急迫性，这是基于先行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也是不作为与作为构成要件具备等置性的原因所在。其次，先行行为必须是在客观上违反义务，具有违法性，但不必是有责的，一般而言，一个合法的行为即使产生了某种危险，也不会构成不作为犯罪，比如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中。再次，先行行为具有使结果发生的直接性。行为人客观义务的违反必须是对体现保护这一具体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违反。如果是间接的结果，行为人对之并无作为义务。以上三者是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必要条件。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先行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但其论证的理由并不充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自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则是减免刑罚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结果发生，则负既遂的刑事责任。如果认为先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就可以救护其生命的话，则存在是否成立间接故意的不作为犯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犯罪行为可以作为先行行为，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先前的已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的不作为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只要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不予救护的不作为就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否则就确实会出现张明楷教授担心的那样，使绝大多数的一罪变为数罪的结果。这就需要进行实质的限定，将在这种情况下应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从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分析不作为的具体情况，一部分案件仍应定交通肇事罪，一部分案件则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数罪。因此，在这里，先行行为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前提还必须具备先行行为造成危险状态的价值中立性，即这种危险状态尚未经过规范评价，而仅是一种事实状态。换言之，就是在分析是否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时，先不考虑先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否则，诚如上述张明楷教授所说的，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造成已被刑法否定的危险状态，则根据不同情形，行为人或负既遂犯的责任，或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并不发生不纯正的不作为（指以不作为的形式而犯通常以作为的形式实施的犯罪）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三、实践中交通肇事罪与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司法认定
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轧逃案件，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与定性处理：
1、行为人肇事将被害人撞成重伤且濒临死亡，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亦难免一死，行为人畏罪逃逸而被害人即刻死亡的，对行为人只认定交通肇事罪一罪，即使其主观上对被害的死亡持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因为即使行为人不逃逸对之及时救护，被害人也难免一死，从而否定了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也是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原则的必然要求。应适应133条第二个量刑档。
2、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包括轻伤和重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因未得到及时的抢救而死亡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是间接故意也可能是轻信能够避免，但是尚不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但由于死亡结果与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而行为人应对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使用刑法第133条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3、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重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或者虽被抢救仍未能免于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同时亦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符合吸收犯的特征，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原则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笔者认为，吸收犯只能是基于同一种犯罪的不同形式之间（例如入室盗窃与扒窃）而形成的吸收关系。上述情况应实行数罪并罪。但该情况下存在一个问题，即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进行评价还是放在后面的故意杀人罪中评价。在刑法理论上，禁止将一个行为做两次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否则导致行为人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造成刑法的不必要代价。如果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评价，那么根据刑法133条的有关规定，行为人可能被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放在杀人罪中评价的话，前面的交通肇事罪最多是7年有期徒刑。把交通肇事罪的严重后果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评价，然后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而交通肇事罪造成的严重后果，恰恰是故意杀人罪存在的必要前提。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对“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两次评价。所以，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放在故意杀人罪里面评价，此种情况绝对不能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情节。
4、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即被害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处于绝对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中，受害人的生命完全依赖肇事者的保护，排除了他人进行救护的可能性，而行为人又不予救护，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或者将受害人弃置他处，间接的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进程处于基本的排他性支配控制关系中，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应数罪并罚。
5、如果行为人对肇事情况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驶”，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所谓的“逃逸”在行为人的主客观上无非是正常驾驶行为的连续化。在此，行为人对先前肇事后果不知，即使被害人死亡，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故意，也不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由此可见，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认定要通过全面分析受伤者负伤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以及逃逸人对其先前的肇事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明知来把握。若肇事者明知受害者流血过多，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就不能得救的情况下，行为人逃逸不管的行为就可以认定逃逸人在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从受害者所处的环境看，其受伤的程度虽不致于死亡，但若受害者被置于人迹很少的山路或者是在深夜，行人极少，等待较长时间也不会受到救助，亦或在寒冷的季节因流血过多而有冻死的危险，或者行为人为湮灭罪证，将受害者撞伤后将其挪离现场弃置他处，使其得不到他人的及时发现并救助，行为人的这种弃置不管行为或将受害者移至他处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受害者生命权益威胁的现实危险性，当然可以认定逃逸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应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论处。至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则要依具体情形而定。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是出于一种放任、听之任之的态度即间接故意的心理。倘若受害者负伤程度并非致命，肇事现场乃行人往来频繁的场所、时间尚早、医院就在附近，受害者极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及时救助，或者行为人将受害者撞成重伤濒临死亡，即使及时抢救（事后法医诊断证明）亦无法避免其死亡，行为人畏罪潜逃而受害者即刻死亡的，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即使有间接故意的心理，其逃逸不管的不作为也不宜论之以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即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而应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

四、总 结
据上论结，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不作为犯罪是故意犯罪，所以在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能否构成不作为的犯罪中，对逃逸人主观心理的把握是认定逃逸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关键。首先，二者的犯罪构造不同，前者体现的是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且基本犯罪行为是结果加重犯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后者体现的是在现行行为构成的危险状态之下，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现行行为本身在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中只是前提条件，并不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意义；其次，二者归责基础不同，前者是因为基本犯罪行为引起加重结果从而加重其刑的情形，主观上是复合罪过，而后者是先行行为导致的危险出现后，行为人认识并利用这种危险发生的因果关系，在主观上是单一罪过。
故此，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在一般情况下不难区分，但在复合罪过的情况下，问题确实很复杂。本文虽对两罪的认定作了分析，但仍不见详尽。总之，对于涉及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有牵连的情况下，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清情况，综合全案，深入研究。不应局限在表面上来分析案件，而要运用刑法理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参考资料：
1.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2.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分析》龚昕??刘佳杰 《法学杂志》2008年06期
3. 《刑法学》（上、下）张明楷　法律出版社 1997版
4. 于建伟 《最新刑事法律适用手册》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年
5. 鲍遂献 雷东生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6. 汪鸿滨：《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析》，《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7. 阮齐林：《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8. 林亚刚：《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一兼评的若干规定》，《法学家》2001年第3期。
9. 王作富 黄京平：21世纪法学系列《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