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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的指示

1954年9月28日，外交部、最高法院

外交部经与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央法制委员会、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及内务部研究后拟订之“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业经政务院修正，并于1954年6月7日批准试行。今将该“原则”颁发你处、院一份，请自即日起试行。

附一：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
一、我国法律尚无关于继承法的明文规定，因此，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必须依据共同纲领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法令。
二、外人在华土地，根据我政务院“一律不承认外人在华土地所有权”内定原则处理，不属于外人遗产范围内。
外人死后，其土地任何人不得继承，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三、外人在华遗产继承人范围与我法院处理中国人遗产之继承人范围同。
外人用遗嘱将其在华遗产遗赠非合法继承人者，其遗产一般准由中国人受赠。用遗嘱遗赠房屋及巨额动产案，应报外交部批准。
四、外人在华遗产之继承。如遗赠对象与“三”项不相抵触，可按遗嘱执行；但遗嘱人不得剥夺其未成年子女之应继份。
如遗嘱遗赠对象与“三”项相抵触，则遗嘱无效。遗产应仍由合法继承人继承。遗嘱无效或无遗嘱者，其遗产在合法继承人间的继承顺序、应继份可与我法院处理中国人遗产的继承顺序、应继份同。
五、外人在华所立遗嘱，在继承开始前，应经我法院认证。
外人在国外所立遗嘱，如系建交国人所立，在继承开始前，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国内外事机构认证。如系未建交国人所立，在继承开始前，应转经我驻建交国家使领馆或国内外事机构认证。
六、外人在华遗产，如所有合法继承人及受赠人均拒绝受领，或继承人之有无不明，而在公告继承期间（公告期限六个月）无人申请继承者，即视为绝产，应收归公有。上述遗产之处理，应报外交部批准。
七、外人在华遗产动产，在互惠原则上，可按被继承人国家的法律处理。
建交国人所遗动产绝产，在互惠原则下，可交其本国驻华使领馆接受。
（附注）动产的解释：外人在华遗产，可分为房产及动产。房产为房屋及附着于房屋上不可分离的部分（如附设于房屋的水、电、暖气、冷气、卫生、防火等类设备）。其他均为动产。
八、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自本原则颁发之日起，均按本原则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经过处理之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一般不再追究；其业已继承而尚未办理遗产转移手续者，土地收回。其他公告继承，如按“六”项规定为绝产时，即收归公有。但有特殊问题者，仍需报外交部处理。
九、外人在华遗产继承案件，由外事处及法院联系处理，较重大者报外交部处理；但对外一律以法院名义出面（如遗产之继承，绝产之宣布收归公有等），外事处不直接出面。
十、本原则的各项规定均为内定原则，不对外公布。法院判决书亦不得提及。但可以适当方式告知有关的在华外人。
十一、本原则颁发后，外交部以前所拟各项规定，如有与本原则抵触者，以本原则为准。
注：各地执行“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时，遇有该原则未概括之具体问题，可参考“对各地外事处在处理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处理。如有上述二文件未概括之其他具体问题，望报部研究。

附二：政务院关于所报《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草案》可修改试行的批复 （54）政政密习字第45号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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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发部欧（54）字第 号来文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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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报“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草案”，经政委审核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本院同意这些修改意见，兹将修改件发送，可即照此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