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厦门市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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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厦门市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厦门市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厦门市人民政府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 、办、局：
《厦门市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颁布，请遵照执行。
附：厦门市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的财务制度，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厦门市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企业应强化会计基础工作，依法建帐，制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严禁设置“两本帐”、“假帐”，篡改、编造会计数据，造成“虚盈实亏”或“实盈虚亏”。
第四条 企业之间不准非法拆借资金。
企业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向内部职工或向社会公众进行集资活动，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渠道进行非法融资。
国有企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为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人提供债务担保。
第五条 国有企业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动用公款或将公款借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从事炒股、炒汇、炒期货等投机活动。
第六条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必须严格论证，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投资企业必须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加强对股权的监控。
第七条 国有企业将公有财产发包给个人或其他企业承包经营时，应按有关规定执行，并将承包合同及有关附件材料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股份制企业应严格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确保国有股权益不受侵害，需要增资扩股的应当制订增资扩股办法，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批，年终分红派利，应将国有股权益及时足额上缴，不得拖欠。
第九条 企业对新上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严格执行项目的立项审批制度，不得挪用资金铺摊子，乱上项目。
第十条 企业对各种往来帐款应及时清理核对，明确责任，及时催收，严格按照规定确认坏帐损失。
第十一条 企业应强化成本费用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的费用预算及审批制度，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制订内部差旅费管理办法，并报财政部门备案。
企业业务招待费应严格控制在分行业财务制度规定的限额内使用，不得突破。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应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各项工资性支出应严格遵循工资总额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和利税增长幅度的规定。经营性亏损企业工资总额报经劳动、财政部门审批，其主要领导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本企业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过渡到实行与资产保值增值挂钩的厂长（经理）年薪制。
第十三条 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截留、隐瞒收入或虚列支出，私设“小金库”，滥发奖金、财物，请客送礼、挥霍浪费。
第十四条 企业不准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参与制造假报关单、假结汇单等进行偷税、骗税、套汇、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五条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必须经审计机关或注册会计师审计。
第十六条 企业领导应鼓励和支持财会人员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财会监督。企业领导不得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编造、篡改会计数据，弄虚作假。
第十七条 企业主管部门应从财务制度的贯彻落实，各项财务指标的考核、检查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财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财政部门应从财务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各项配套措施的完善，财务人员业务培训等方面，加强对财务工作的监管。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从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6月13日
2013年1月1日实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该编第四章，以专章内容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首次作出明确规定。因该规定较为原则，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均系在法律规定框架下摸索进行。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的空白，其程序的司法化也是防卫社会、对暴力型精神病人以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双重价值的彰显。现有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了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审查、决定、解除和监督环节，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请主体、决定主体、参与主体、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但是，基于其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尚无相关司法解释的现状，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适用模糊的问题，如整个审理程序的法律文书格式，包括送达、询问、庭审等程序；庭审是否公开进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鉴定费用、证人出庭等支出解决；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管问题，包括是否盈利为目的，精神病人其他疾病的治疗问题，能否公正对待解除医疗问题；在审理阶段，精神状态再次鉴定是否是所有强制医疗案件必经程序，等等，亟须细化规定。
概言之，应着重关注以下因素：
首先，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类特别程序很大程度上应遵从一般刑事案件诉讼原则。将强制医疗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规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从其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是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在特定条件下启动的，即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社会行为已经发生，只是构成犯罪要件的主体条件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主体因精神疾病无刑事责任能力，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的，要终止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而启动强制医疗的特殊程序，所以，以侦查机关为例，其侦查活动的内容覆盖了一般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层面，其特殊程序的原则总体上应符合一般刑事诉讼原则。从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出台背景看，将原来单纯的行政决定进化为司法审查程序，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平公正、保障人权，这也是契合于刑事诉讼理念和原则的。
其次，刑法与刑诉法就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与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之间具有相互衔接、递进关系，对精神卫生法的解读以及对其立法意旨的探寻对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具有指引作用。
最后，我国法律的制定虽然是以我国国情为基准的，但是强制医疗程序作为新生事物，在国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相关规定已相对成熟，其追求的中心价值也是趋同的，故适当运用比较方法在法律规定框架内予以借鉴和参考亦是可行的。
具体分析，审理强制医疗案件需要遵循下述原则：
第一，被申请人人权保障与被害人保护、社会防卫相并重原则。刑法本身就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而言，其行为虽然具有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因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而言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对其审理的程序更应处处体现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对人权予以充分保障。精神卫生法第四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人权保障主要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充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在送达、询问、审理过程中，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在复议、执行程序中，充分保障其救济权的行使。笔者认为，有学者提到强制医疗程序构成要件时，常用“武疯子”来称呼精神障碍行为人有欠妥当，该称谓既缺乏对精神障碍患者最起码的尊重，也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不宜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司法审查者，在权限范围内应重点审查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侵犯被申请人合法权利，包括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机构及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两个阶段。从另一角度出发，强制医疗程序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以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予以启动，并强行剥夺与限制被申请人的人身权利，也是出于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并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
第二，不公开审理原则。精神卫生法第四条中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
第三，鉴定人出庭原则。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涉及法学与精神病学两个学科的专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学本身的结论对强制医疗的最终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法官通常不具备精神病学的专门知识，而其在审查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是否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时，往往首先要审查相关精神病鉴定意见是否成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请鉴定人直接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在已经作出决定的案例中，法院通常都邀请有医学知识的人作为审判员或者陪审员参与到合议庭中，或者给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机构的医生作询问笔录，邀请鉴定人出庭。从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看，鉴定人出庭是通常的立法选择。
第四，必要性原则。精神卫生法中规定了两个自愿原则，也是为学界和公众所充分肯定的进步，即医学检查自愿原则、住院治疗自愿原则。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以上的原则性规定充分保障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也是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限制。新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规定，符合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三方面条件的，“可以”而不是“必须”予以强制医疗；刑法第十八条也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所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防御社会的不得已的最后救治手段，适用须审慎！
第五，被动审查原则。按照刑事诉讼职能配置原理，法院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担任审判职能，即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进行裁判，不告则不理。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实质上是由原来的行政决定职能转为中立第三方进行的司法审查，所以，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能就被申请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进行审查。
第六，民事诉讼另行提起告诉原则。强制医疗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行为人因精神障碍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但是其危害行为给被害人及社会造成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存在民事赔偿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应另行提起告诉。首先，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是以刑事案件撤销为前提的，没有了刑事犯罪，自然不宜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次，强制医疗程序的审限较短，也不适宜同时处理民事赔偿事宜。再次，民事案件适用法律法规也有所不同。仅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障碍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被害人应依照相关民事法律要求侵权赔偿，可申请精神抚慰金的赔偿。
第七，专门文书适用原则。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强制医疗程序所涉的法律文书均具有特殊性，几乎都无法照搬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文书。对于文书的送达，权利的交代，询问的方式都应该根据案件情况量身订制。从案件的审理直至卷宗的装订都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简化经贸人员出国审批手续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府办〔2001〕12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简化经贸人员出国审批手续的通知
2001-01-08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
为进一步鼓励我市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增强企业实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简化经贸人员出国审批手续的通知》(闽政办〔2000〕234号文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须向市外办提出申请，经市外办审核、市政府审定并上报省政府、国务院批准后，可在其业务范围内自行审批本企业(不包括正、副职领导)及直属单位人员的临时出国和邀请外国经贸人员来华事项(不包括在外国企业中兼职的卸任外国政要)。
(一)享有进出口经营权、年出口创汇额逾1000万美元的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股本逾50%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工业企业；
(二)享有进出口经营权、连续两年出口创汇额1亿美元，具有相当规模的国有外贸、商业、物资企业集团公司；
(三)取得对外承包工程或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5年以上，连续两年年营业额逾5000万美元，或连续两年外派的持用因公普通护照的劳务人员逾500名、营业额逾2000万美元的国有外经企业。
二、企业可按以下办法办理多次往返香港签注。
(一)科技部或省、市科技部门颁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企业可申办3至5本；
(二)国家旅游局或省旅游局评定的国际旅行社、四星级及四星级以上的旅游涉外宾馆(饭店)，可凭有效证件申办3至4本；
(三)市金融、保险系统根据涉外业务需要，每个单位可申办3至5本；
(四)各类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自营进出口企业，凭有效批文可申办1至2本；
(五)凡年上缴税收20至40万元(山区10至25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包括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申办1本；缴税50至80万元(山区20至55万元)以上可申办2本；缴税100万元以上可申办3本；缴税150万元以上可申办4本；缴税200万元以上可申办5本；
(六)少数企业(不包括私营、个体企业)为开拓对外业务，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审批机关申报1至2个的多次往返港澳签注指标。
(七)个别部门确因工作需要，申办副厅级领导多次赴香港审批手续时，要提供翔实的赴港申请报告及领导干部出访审核表，可免予邀请函，赴港的次数可不计入出访次数。
(八)确因工作需要可在申办香港多次往返时，一并办理多次往返澳门签注。
三、企业可按以下方法办理多次出国(赴港澳)简化审批手续。
(一)属于上述第二条第1至4项类型的企业可按实际情况选定1至6名业务人员；
(二)凡年上缴税收15万元(山区1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包括私营、个体企业)可选定1至2名；缴税50万元以上可选定3名；缴税100万元以上可选定4名；缴税150万元以上可申办5名；缴税200万元以上可申办6名；
(三)办理多次出国(赴港澳)简化手续的人员的政审，仍按现行干部管理权限，报送负责办理出国人员政治审查的组织(人事)部门，预先做好审查工作，并办理政审批件。在政审批件有效期内再次出国(赴港澳)，可不再办理政审，凭复印件办理出国(赴港澳)手续。上述人员调离原单位后，出国批件与政审批件随即失效；
(四)经批准办理多次出国(赴港澳)简化审批手续的人员，审批后一年内需再次出国(赴港澳)，由本企业负责人批准(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企业由本企业中方负责人批准)，凭出国任务批件复印件，本企业负责人批准签发的“出国赴港澳审批报备表”原件和政审批件(有效期内)复印件，向市外办办理护照。
四、企业办理多次往返港澳签注或多次出国简化审批手续，若发现有虚报税额、弄虚作假等违纪行为的，将视其情节轻重，暂时取消直至永久取消多次往返港澳签注或多次出国审批简化手续指标。
五、以上申办出国、赴港澳事项请报市外办，由市外办按现行审批程序审批、掌握。
六、本通知自2001年1月1日起执行。凡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相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