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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探析


作者： 郎元鹏 肖 洪

[发表于2003年10月20日《国际商报》第六版(有删改)]


内容摘要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在华投资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避风港”，各国投资者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200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对中国投资的同时，必然会希望在中国的投资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高额的投资回报和畅通的退出机制。在较长时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在中国投资缺少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畅通，从而对在中国投资产生顾虑。
本文从中国和国际法律制度两个侧面上，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实践，对现阶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法律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通过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境外股份上市、国内股份上市、离岸股权交易、国内股权交易、管理层收购、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算等多种可选择的形式，虽然现有法律有一些限制和尚待完善之处，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为畅通的退出机制。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 退出机制 股份上市 股权交易 股权回购 公司清算




引 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安全的“避风港”[1]和国际的投资热点[2]，各国投资者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424,196个，合同外资 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4,479.66亿美元[3]。 2002年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一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首次突破550.1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4]。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决定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希望中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和具有畅通的退出机制。但在过去较长时间和当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境外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及国外一些媒体的误导，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等原因，所以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或者退出机制不畅通，从而对到中国投资产生顾虑。

为此，本文在全面考察中国国内法律和有关国际法律制度，并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实践的基础上，就许多外商所关心的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一、对外投资的退出机制概述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方面有许多共性，参与对中国投资的外商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投资的安全。一些投资者，特别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它们会经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变化而适时修订其投资计划，因此，境外投资者（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在决定在中国投资的同时必然会考虑日后如何退出的问题，这就会涉及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
所谓的“投资退出机制”，是指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或特定时期，将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的机制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考察国际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的投资退出机制，投资退出机制主要有四种方式：1. 股份上市、2. 股份转让、3. 股份回购、4. 公司清理。[5] 投资者退出投资可以同时通过一种或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些退出机制会因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相比而言，由于股份上市方式比较便利且增值幅度较大，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投资者首选的和主要的退出选择方式。[6]


二、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还须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7]。除此之外，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经营、重组、收购、投资、终止和清算等事宜，我国还相应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等，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境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8]
考察这些法律和法规，结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重组、退出的实践和相关案例，外商在华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如下几种：

股份上市

如前所述，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作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退出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样可以通过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华投资，而且已为一些投资者所采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机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请境外上市和申请国内上市三种途径。
1．境外控股公司上市
在国际投资的实践中，投资者通常不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而是首先在一些管制宽松的离岸法区如百慕达、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特拉华州和香港等地注册一家控股公司，作为一个项目公司进行对华投资，而投资者通过该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者设立一家控股公司进行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法人制度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日后该控股公司的上市和重组做好准备。
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申请上市是国际上通行的上市模式，为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证券交易所所接受，如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均接受控股公司的上市。深圳金蝶软件公司在1998年引入了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G)的风险投资，为了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金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控股公司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9] ，作为金蝶上市的主体；金蝶国际软件集团(HK. 08133) 2001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时，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G) 通过其子公司美国IDGVC持有金蝶国际软件集团(HK. 08133)20％的股份，作为管理层股东，在经过12月的禁售期后，可以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而退出在金蝶的投资。 [10]
全国矿产储委 国家计委 等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床技术经济评价的暂行规定

1987年10月17日，全国矿产储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全面完成矿产勘查工作各阶段任务，保证矿产勘查各阶段工作择优进行，使矿产勘查工作与矿山建设紧密衔接，避免矿产勘查和矿山建设投资失误，提高矿产勘查和开发的经济、社会效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在地质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矿床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对探明的和预测的储量，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进行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所作的与各勘查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预估。评价应遵照以下基本原则：①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矿产品的需求；②尽可能获取包括勘查工作在内的矿床开发的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益。为此，在评价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统一，以保证矿产资源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
第三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贯穿于矿产勘查工作的全过程。在普查、详查和勘探三个阶段，均须进行相应的评价。普查阶段进行概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有无进一步工作价值作出评价，为可否进行详查工作提供依据；详查阶段进行初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有无工业价值作出评价，为可否进行勘探工作、编制矿山总体规划或矿山建设项目建议书提供依据；勘探阶段进行详细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是对矿床工业开发时拟建矿山投入产出的总效益作出详细评价，主要是为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和确定设计任务书提供依据。
第四条 普查阶段概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因本阶段勘查工作程度较低，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只能在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总的形势和供需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本矿床计算的Ｄ＋Ｅ级储量，以本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矿床开采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资料以及未来矿山建设一般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据，对矿床未来开发的可能性及其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意义，做出定性的概略评价。
第五条 详查阶段初步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在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形势，国内外供需现状与发展，国家对该矿产的开发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一般矿产工业指标或经过初步论证所选定的工业指标计算本阶段探求的Ｃ＋Ｄ级储量，采用本阶段工作程度相适应的矿床开采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资料，考虑未来矿床工业开发的内、外部条件，类比现有同类矿山，并以矿山扩大技术经济指标为基础，结合矿床具体条件，适当调整计算参数，按国家有关文件及本规定第七条的要求，进行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必要时可按第八条的要求，增做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在评价中，对矿山开发的经济效果有明显影响的因素（如矿产工业指标，矿产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储量损失，储量风险，市场价格条件变化等）要进行初步的定量或定性分析，并要考虑该矿床工业开发的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矿床未来工业开发价值进行初步的综合评价，为今后可否进行勘探工作提出建议。
第六条 勘探阶段详细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应在详细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形势、市场条件、产品方向与前景，并根据矿山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以及未来矿山设计、建设与生产经营的具体条件（对已为工业部门选定，并已有筹建单位的矿山，此项分析可适当省略）的基础上，根据有关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工业指标，结合矿床具体技术、经济条件，采用符合矿区实际情况的计算参数和标准，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及本规定第七条的要求，计算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微观）经济效益，必要时，可按本规定第八条的要求，增算国民经济（宏观）效益，以详细反映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在对矿山未来开发的经济效益有明显影响的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时，要结合矿床未来工业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对矿床未来工业开发价值进行详细的综合评价，对矿床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建设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七条 在矿床技术经济评价中，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是从未来矿山企业的财务角度，分析和评价矿床开发的经济可行性，其评价内容要反映矿床开发的总投入、总产出、总盈亏和投资回收期。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是从国家角度分析，评价矿床开发的国民经济效益，以确定其宏观可行性，评价内容不但要计算矿山企业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资源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总体上综合计算矿床开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八条 在进行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时，原则上应同时考核矿山企业（微观）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宏观）效益两个层次，当两者评价结论有矛盾时，应以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结论为准。在实际运用中，对大型、特大型矿床，稀缺矿产，国家重点规划项目或涉外项目，以及价格不合理的矿产品，在矿产勘查的详查与勘探阶段都须遵此原则施行。对一般的评价对象，若企业（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结论能够满足阶段决策的需要，可以免做国民经济（宏观）效益评价。
第九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中各种计算参数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应该慎重选择确定，其选定原则可按本规定的第四、五、六条的要求施行，但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凡由国家统一颁布的主要参数，一律不得任意调整。
第十条 各阶段的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工作，一般应由矿产勘查单位负责，必要时也可由对口的工业部门进行。不论由何单位进行此项工作，其成果都必须编成一个专门章节，作为矿产勘查各阶段报告的组成部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授权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1988年1月1日起试行。